隐士不自由

隐士不自由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生活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主要是历史和社会力量的产物,“个体复杂而微妙的生活方式能够反映我们的社会经历”。对于已经内化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士”概念,中国人都不陌生。但你是否清楚或者愿意去了解,到底什么是隐士?“隐士”的身份是如何演变定型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意识?隐士与士林、官场、帝王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如何?与此前主要集中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隐士、隐逸研究不同,《中国隐士》实际上是综合采用知识考古学与文本诠释学的视角,通过对隐士这种人物类型与隐逸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力图“揭示一种持久地影响人们生活观念的社会思想”。作者以“隐士是什么”这一身份困惑作为隐士研究的首要问题和逻辑前提,因为这涉及的是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身份建构、价值承载与思想折射。“先秦时期的隐士绝尘不返,秦汉之后的隐士大多出入王庭,隋唐宋元时期的隐士多数曾经为官,而明清之际的隐士则多为怀恋故国、对抗新朝的遗民”,隐士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在不断变迁,其行动和人生也包含了藏与不藏、仕与不仕、宗教与世俗等诸多矛盾对立面。但在作者看来,不同文献中的隐士形象仍有贯穿其中的恒定因素一隐士的精神主干和身份特征,而且在隐士的类型特质的流变中也呈现相关的社会思想和生活观念。史家在塑造隐士形象时,主要围绕隐士自身角色实践的两方面

展开:一是隐士的德行表现,如作为人伦情感的孝、作为人际关怀的义、作为人文修养的智;二是隐士的个性行动,包括不仕、逃遁、托病、不入城市、注重着装、纵情饮酒等事实上,隐士身份的确立是个人行动与外部话语机制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舆论的接受与认同对隐士身份的确立起基础性作用;官方征辟的辨认隐士过程与史家在修撰隐士传记时的身份归类判断,也影响到隐士能够确立和保持自身身份。“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经过个人行动对隐士原型的示范、对隐士角色的理解、对隐士身份的实践,以及社会外部话语机制对整个角色实践的认同与制度化认证,“隐士身份才能最终确立,在其生前被社会承认,在其身后被后人接受”一旦隐士在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化为价值符号,就会被赋予特定的价值内涵,担负起道德楷模的重责,成为“古人价值观念的集结反映”。士人、官员、帝王等其他群体对隐士的接受,实际上也是各自内在需求的外在投射。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会以“无道则隐”来曲折地表达精神反抗,官员们主动结交隐士,以示对隐逸生活情趣的向往。连掌握最高权力的帝主也企图通过主动优渥礼遇隐士来塑造自己明君圣主英明的形象,并制造体天象道、天下归心的合法性。隐士及其隐逸行动便由此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安全阀”功能与道德整合作用。展开:一是隐士的德行表现,如作为人伦情感的孝、作为人际关怀的义、作为人文修养的智;二是隐士的个性行动,包括不仕、逃遁、托病、不入城市、注重着装、纵情饮酒等事实上,隐士身份的确立是个人行动与外部话语机制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舆论的接受与认同对隐士身份的确立起基础性作用官方征辟的辨认隐士过程与史家在修撰隐士传记时的身份归类判断,也影响到隐士能够确立和保持自身身份。“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经过个人行动对隐原型的示范、对隐士角色的理解、对隐士身份的实践,以及社会外部话语机制对整个角色实践的认同与制度化认证,“隐士身份才能最终确立,在其生前被社会承认,在其身后被后人接受”

一旦隐士在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化为价值符号,就会被赋予特定的价值内涵,担负起道德楷模的重,成为“古人价值观念的集结反映”。士人、官员、帝王等其他群体对隐士的接受,实际上也是各自内在需求的外在投射。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会以“无道则隐”来曲折地表达精神反抗,官员们主动结交隐士,以示对隐逸生活情趣的向往。连掌握最高权力的帝,也企图通过主动优礼遇隐士来塑造自己明君圣主英明的形象并制造体天象道、天下归心的合法性。隐士及其隐逸行动便由此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安全阀功能与道德整合作用。作者将隐士这个身份群体的研究置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交叉领域内进行,并涉及社会分层、社会行动、社会心理、类型学等诸多论题,因而有可能在多视点、多方法、多目的的碰撞中获得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遗憾的是,作为一部由社会学博士撰写的作品,本书在采取社会学的理论整合、研究思路与学科方法方面还略有瑕疵与不足。在绪论部分,作者特别指出,为了避免西方理论裁剪中国本土思想”的错误,防止颠倒理论与资料的主次关系,全书“把理论化为研究者的研究意识”,而不是“把理论一一罗列出来并建立理论与资料之间的互诠关系。于是,在本意为“探讨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功能与作用”的书中,即使像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这样对全书起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极为重要的社会学大家,也仅仅是在正文里零散而简略地提及,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著作名目,却缺乏必要的理论阐明与铺展。必须注意到,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纵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常与其他学科纠缠不清”,却也无疑具有自己独特的视野、思想、观念、角度、工具以及学科品格。因此,我们绝不可能用在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研究时,就简单地转化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更不能在未完全廓清学科内核与问题意识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去契合社会学的“理念和术语。作者的这一缺憾,也可能影响到对社会学某些工具与方法的有效采用。例如,作者在书中确然提及了社会思想观念如何甄别、塑造和确认了隐士身份与隐逸现象,但未能很好地指出在这些“思想的社会决定”下,观念层面上的知识类型、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的系统因果关系是双向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身份认同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关系型传统社会中,本应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网络关系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属性来加以考察,作者也承认隐士是“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建构的身份”。可是,作者虽然以丰富的史料来展示隐士与士人、官员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从这些同属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在家族、地缘、交际、思想流派等方面的联系与关系网人手,梳理不同身份之间的利害纠结一致行动、群体差别,特别是缺乏动态地分析不同身份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肇源流演,这也导致作者对“以道自任,强调道高于势、德尊于权”的文人士子共有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礼仪形式的论述显得薄弱。隐逸很少是隐士们终其一生的行为,很多人都在仕进和隐逸的路上进进出出。试想一下,如果隐士和文人士子、士大夫群体之间并不存在微妙的出仕/归隐的角色转变可能,如果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之

间并不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连接,主流社会的舆论、官贵、史家等又怎么会愿意如此礼敬与接纳这一相“边缘”的社会群体?此外,对于“隐”中暗含着的个体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作者也没能进一步展开论述。隐士们没有选择直接对抗社会的激进方式,也没有选择投身社会、改变现实的积极方式,而是采用了隐遁的行为生活方式来柔性表达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同意见。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隐士“不公开对抗政府,最多以不合作的态度,以狂狷怪诞的行为,曲折表达对权威的鄙视与不满”,但作者却没有指出其中潜在的矛盾倾向甚至虚伪做派。那些以心游物外、不问俗务、清高不凡、优游适意、隐逸放情的姿态为标志的隐士,往往出于畏惧祸患、惮烦俗务的功利化目的,带来消解威胁社会稳定潜在威胁的功利化结果,还可能对转身背后的官署、朝堂、皇权等现实怀着斩不断的情意结。至于在与帝王、官员的互动中极为注重着装,坚持穿着山冠野服、布衣草服,“通过衣服使自己的形象与社会认知中的隐士形象符合”,更是另一种形胜于质的、双方心照不宣的仪礼规范与游戏规则而已。间并不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连接,主流社会的舆论、官贵、史家等又怎么会愿意如此礼敬与接纳这一相对“边缘”的社会群体?此外,对于“隐”中暗含着的个体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作者也没能进一步展开论述。隐士们没有选择直接对抗社会的激进方式,也没有选择投身社会、改变现实的积极方式,而是采用了隐遁的行为生活方式来柔性表达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同意见。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隐士“不公开对抗政府,最多以不合作的态度,以狂狷怪诞的行为,曲折表达对权威的鄙视与不满”,但作者却没有指出其中潜在的矛盾倾向甚至虚伪做派。那些以心游物外、不问俗务、清高不凡、优游适意、隐逸放情的姿态为标志的隐士,往往出于畏惧祸患、惮烦俗务的功利化目的,带来消解威胁社会稳定潜在威胁的功利化结果,还可能对转身背后的官署、朝堂、皇权等现实怀着斩不断的情意结。至于在与帝王、官员的互动中极为注重着装,坚持穿着山冠野服、布衣草服,通过衣服使自己的形象与社会认知中的隐士形象符合”,更是另一种形胜于质的、双方心照不宣的仪礼规范与游戏规则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忽视了政治权威与权力掌控者对隐士抱持的矛盾心态。诚然,以“野无遗贤”作为自身贤明、清皓、有道等象征的官方,为了避免士人的不满情绪用“归隐”来暗示政治的愚妄、污浊、“无道”,的确有可能适当地招隐、征隐,以在“天道”春顾下实现政通人和、政教安宁,最终符合体天象道的明王圣主的最高标准。统治者固然希望能笼络隐士为己所用,并以此昭示政治秩序的和谐完善,但像朱元璋那样秉持“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态度的君王也并不在少数。且不说曹操杀衡、司马昭杀康,最为吊诡荒诞的,恐怕要算是隐士出身的姜子牙受封齐国后杀掉了“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不听召唤的隐士华士。可以说,隐士只不过是帝王彰显自己仁德宽厚、礼贤下士的“光辉形象”的工具,是官方宣扬治下盛世太平、政教清明的脸面,为的是“使君主本人的道德形象和合法性都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一旦有政治权威不“遵循共同语言逻辑与价值形态”,一旦有君王毫不顾及“道”的约束以及其他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那么“归隐”或拒绝“出山”就很容易被视为对浩荡皇恩不识趣、不合作、不服从、不归顺的敌意与对立,以及违时矫俗地对“天下归心”的讽刺与嘲笑,从而定然会引起权力的猜忌、愤恨甚至带来杀身之祸。相比之下,作者对帝王招隐、惜隐、宽隐的温情脉脉的分析描述无疑是过分乐观了我们之所以仰慕与推崇隐士,是因为我们并不自由,无法做到像他们那样不事王侯、淡泊名利、功成不居遗憾的是,其实隐士自己也不自由。就像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前提就是承认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的“名教”的强大存在,承认通过超越去实现内心逍遥自足、任性而为要付出的极高代价隐士及其隐逸行动,归根结底依然是依附于权力、制度、宗法、礼教之上的依然是受世俗社会的等级序列与结构因素的影响的。